中國的綠色治理經驗可支撐“一帶一路”在全球綠色治理創新中深入推進。著眼綠色治理涉及生態、政治、經濟、文化等廣義邊界，構建治理主體“可開源”、治理過程“可持續”、治理手段“可多元”、治理客體“可共生”、治理結果“可分享”的廣義綠色治理理念體系，可透過實踐體系探索系統治理經驗。與“一帶一路”沿線諸多區域同處相似后發狀態的貴州，正探索“大扶貧、大數據、大生態”的廣義綠色治理實踐體系，彼此聯動的綠色扶貧治理、生態環境大數據監督治理、適應地緣“區域級差”要素創新大數據治理、“產業的生態化、生態的產業化”的大生態治理，為“一帶一路”的綠色治理提供中國經驗。

重點關涉生態環境領域的綠色治理路徑，是中國國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共同焦點。在國內，依托綠色治理建設美麗中國，成為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關鍵一環。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將生態文明納入“五位一體”總體布局，明確提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強調“建設美麗中國深化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特別是，2019年印發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綱要》，專章論述建設美麗中國時強調，要從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推動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統籌山水林田湖草系統治理、實行最嚴格的生態環境保護制度來落實綠色治理。在國外，“一帶一路”倡議愈益成為中國全球治理豐富理念的重要具象，承載的綠色治理理念尤其得到不斷彰顯。2017年，習近平主席在第一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強調：“踐行綠色發展的新理念，倡導綠色、低碳、循環、可持續的生產生活方式，加強生態環保合作，建設生態文明”，“深入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2019年，習近平主席在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再次強調：“開放、廉潔、綠色發展，反對保護主義”，“推動綠色和可持續發展，落實聯合國2030年議程”。

很顯然，全球綠色治理是“一帶一路”行穩致遠的關鍵渠道，國家綠色治理是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支點，而值得進一步考察的問題在于：基于國內外治理聯動，何種國家綠色治理經驗可支撐“一帶一路”的全球綠色治理？針對沿線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一帶一路”可帶來何種為當地認可的綠色治理路徑？鑒于此，本文擬嘗試創新綠色治理理論分析框架，結合國內有代表性的貴州省案例，考察承載現代化治理內涵的體系性治理路徑，形成“一帶一路”倡議落實全球綠色發展理念的國內助力。

一、“一帶一路”全球綠色治理的國內經驗支撐：廣義分析框架構建

從國家層面推導至全球領域的分析框架，已在學界廣泛運用，如肯尼思·華爾茲（Kenneth N. Waltz）在《人、國家和戰爭》中便提出，從人、國家、體系的“三個意象”來解釋戰爭爆發的原因，尤其“第二意象”國家受到學界持久關注，衍生出基于“顛倒的第二意象”來探討國家之間聯動對于國家內部的影響。理查德·羅斯克蘭斯（Richard Rosecrance）等人主編的《大戰略的國內基礎》，同樣旨在突出國內層次的第二意象，探索國內各集團、社會觀念、經濟制約、歷史上的社會趨勢、國內政治壓力等要素如何影響國家對外的大戰略選擇以及國際沖突與合作前景。上述分析邏輯同樣可從國家治理推導至全球治理，特別地，“一帶一路”概念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升為國家戰略，后因外交考量而提法“脫敏”，經歷從構想到戰略再到倡議或建設的界定演化。“一帶一路”在外交場合雖不再被稱為戰略，但內含的戰略思考邏輯也奠定其可借鑒國內治理經驗來落實全球治理方略。除上述先期探索提供的邏輯思路，與本文相關的研究還主要集中于綠色治理界定、綠色治理國內外聯動兩個層面。

其一，涉及綠色治理界定的有代表性研究包括：奧蘭·R.楊（Oran R. Young）等認為，綠色治理是規范經濟社會發展中生境健康的制度安排；潘恩哈登·斯蒂芬妮（Pane Haden Stephanie）等人強調，綠色治理履行社會責任、保持競爭優勢的組織活動；黑田一賢指出，綠色治理是涉及運用綠色債券等金融工具來落實ESG治理（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的方式。翟坤周認為，綠色治理將生態文明理念融貫到經濟系統各方面（主體、產業、空間）和全過程（主體行為、產業鏈條、空間實踐等），以實現經濟發展方式根本轉變；李維安等人強調，綠色治理是由治理主體參與、治理手段實施和治理機制協同的“公共事務性活動”；史云貴認為，綠色治理是多元治理主體基于互信互賴和資源共享等綠色價值引導，通過合作共治公共事務以實現“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持續和諧發展的美好生活活動及過程。

其二，涉及綠色治理國內外聯動的有代表性研究包括：安德烈·尼爾森（Andreas Nilsson）等人強調綠色治理關聯的一條國內治理經驗在于，需在贏得民眾對環境政策充分認可的基礎上引導其參與政策實施與環境治理；克爾斯丁·特維斯（Kerstin Tews）等人基于四種不同生態環境政策分析，提出國際機構和先行國家的治理經驗如何影響后來者生態政策創新；日本環境省詳細介紹綠色治理如何將國內較成熟的垃圾減量（Reduce）、重復使用（Reuse）和循環使用（Recycle）的3R循環治理經驗推廣到海外。朱留財等人認為，需通過構建資源節約、生態安全、生境健康等的綠色政府、社會及公司治理推動中國綠色化國家治理的國際貢獻；周亞敏強調，要堅守國內環境治理主權，通過“一帶一路”倡議，提升南方國家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來改變不平等的全球綠色治理權重；盧光盛等人著眼瀾滄江—湄公河流域，從“瀾湄環境共同體”建設來探索中國如何貢獻于構建“清潔美麗世界”。

本文希望嘗試的創新，便是著眼關注相對較少的廣義綠色內涵層面，基于國內典型案例挖掘，針對承載第一象限“廣義綠色內涵的全球治理”的“一帶一路”倡議，探索形成支撐的第四象限“廣義綠色內涵的國家治理”可行經驗。鑒于此，本文界定的綠色治理存在三個維度：維度一，綠色治理涉及廣義內涵，覆蓋生態、政治、經濟、文化等多個領域；維度二，針對多元領域進行的治理，需自成一套運轉良善的廣義綠色治理實踐體系；維度三，實踐體系背后，有一套廣義綠色治理理念體系加以引領，其表現為治理主體“可開源”、治理過程“可持續”、治理手段“可多元”、治理客體“可共生”、治理結果“可分享”。廣義綠色治理理念體系與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的“創新發展、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共享發展”五大發展理念一脈相承，表現為：治理主體“可開源”，指構建政府、社會團體、民眾等協同主體，形成多元共治的綠色開放范式；治理過程“可持續”，指治理方式在綠色環保的前提下，特別要符合當地資源稟賦以確保政策實施的綠色延續，保證治理戰略、制度、政策的穩定供給；治理手段“可多元”，指及時更新運用前沿科技手段、現代化宣傳手段等，不斷拓展治理工具；治理客體“可共生”，指以大自然等為主體的治理對象要實現與人類的共榮共生；治理結果“可分享”，指綠色治理的發展成果應盡可能惠及所有生物群體。

對標承載廣義綠色治理理念體系，涉及多元治理領域形成良性運轉閉環的廣義綠色治理實踐體系，貴州省依托“大扶貧、大數據、大生態”三大戰略行動正在落實的治理路徑，是值得聚焦的點位。“一帶一路”沿線大多為發展中國家，很多對傳統資源能源有路徑依賴，存在對平衡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治理失當，特別如某些國家內部已出現當地百姓因過度擔憂環境風險及伴隨而來的貧困沖擊、社會失序，并連同區域復雜的部族爭端，形成“一帶一路”可持續推進的阻礙。貴州作為首批生態文明試驗區、少數民族聚居地、脫貧攻堅任務最重之處、深耕全國首個大數據“試驗田”之地，近年來較成功地實踐“守住發展和生態兩條底線”的后發趕超戰略，可形成“一帶一路”分享給沿線的綠色治理“可落地”經驗。由此，于2017年4月開始實踐的“大扶貧、大數據、大生態”三大戰略行動，便形成可支撐“一帶一路”全球治理方案的有代表性國家治理經驗，而“大扶貧、大數據、大生態”則又以分別承載綠色治理理念的方式，形成獨具特色的綠色治理路徑。

二、廣義綠色治理體系中的“大扶貧”路徑

山脈、河流分割帶來大部分自然保護區相對封閉、相互獨立，且往來交通不便的地理特質，使貴州（特別是省內偏遠鄉村）成為經濟發展落后、民眾生活水平較低的脫貧攻堅重點地帶。獨具特色的喀斯特地貌和多元生態景觀不僅決定此地的國家自然保護區身份界定，而且意味著貴州的后發趕超必須同步保證對良好而又脆弱生態環境的維系，更要求全省需探索兼顧生態保護和經濟增長的綠色治理路徑。當然，貴州近年來特別著力的扶貧治理探索便以主觀努力承載有關生態環境治理的狹義綠色理念，即通過實施農村產業革命、黔貨出山、智慧農業、智慧旅游等治理方式，構建生態產品的價值實現機制以使得綠水青山與金山銀山順暢“轉化”，形成與“大生態”“大數據”治理路徑的系統呼應。同時，貴州探索的“大扶貧”治理路徑，客觀上還承載著治理主體“可開源”、治理過程“可持續”、治理客體“可共生”等廣義綠色治理理念。具體而言，如基于治理主體“可開源”，吸引更多百姓充當積極治理主體；基于治理過程“可持續”，構建因地制宜的循環機制確保政策實施的長期延續；基于治理客體“可共生”，提升民眾與自然生態協調共存的綠色觀念。貴州省承載上述廣義綠色治理理念的有代表性治理路徑，主要呈現為依托從新時代農民（市民）講習所到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進行的綠色扶貧治理。

2017年10月19日，習近平總書記參加黨的十九大貴州省代表團審議，聽到畢節市在生產小組上建支部、發展脫貧攻堅講習所時強調，新時代的農民講習所是一個創新，黨的根基在基層，一定要抓好基層黨建，在農村始終堅持黨的領導。誕生在畢節試驗區的“脫貧攻堅農民講習所”當時便成為典型，走出畢節、覆蓋貴州、推廣全國。以其為藍本，吉林設立“新時代傳習所”，廣西試點“新時代鄉村振興講習所”，湖北啟動“新時代湖北講習所”，講習所建設在全國遍地開花。貴州還進一步將涉及群體從農民推廣到市民，通過協同治理、科學治理、法治治理方式落實精準扶貧，推廣廣義綠色治理理念。

依托新時代農民（市民）講習所調動多方能動性，形成協同治理合力，體現治理主體“可開源”。基層治理絕非基層管理，而為實現立足合作與協商的協同治理，則需架起黨群干群的“連心橋”來調動團結之力。著眼基層貧困難題，通過政策講習員、技術講習員和文明講習員三支隊伍不同領域的講習，全面提升農民素質，并以“三講三習促三扶”為突破口，講政策、習理論、扶自信，講發展、習思路、扶智慧，講方法、習技術、扶產業，充分實現把干部武裝起來，把黨員組織起來，把群眾發動起來，實現黨員干部帶頭、基層百姓協同的扶貧治理主體“開源”狀態。

依托新時代農民（市民）講習所提升農民經營理念來發展現代農業，落實科學治理成效，體現治理過程“可持續”、治理結果“可分享”。通過講習，采取“群眾點單、講習員配菜”的方式，規避輕易對貧困戶直接給政策、發現金，而是在幫助他們算好“經濟賬”、畫好“路線圖”的基礎上，教會他們合理運用本地優勢資源，帶來“授人以魚更授人以漁”的“可持續”治理過程。同時，利用農業產業發展的重要時間節點，安排種植、養殖方面的技術講習覆蓋絕大部分區域，讓盡可能多的基層百姓都能以昂揚的主觀能動性和扎實的客觀技能，自力更生發展適宜產業、現代農業，帶來治理結果“可分享”。

依托新時代農民（市民）講習所宣傳文明鄉風以助力基層法治，體現治理手段“可多元”、治理客體“可共生”。農村地區的精神文化生活相對單一：一方面，與自然資源同等重要的文化資源的整合利用仍顯不足；另一方面，公共文化服務供給不足，一些落后文化、反動文化獲得滋生空間，不利于凝魂聚氣，甚至影響國家意識形態安全。于是，缺乏積極的文化氛圍的地方便不利于法治思想的深入貫徹，法治治理的推進便會遭遇阻滯。就此，通過新時代農民（市民）講習所的“可多元”治理手段，抓住合適的時間節點，讓針對性講習事半功倍，如利用各節慶日，組織講好勤勞樸實等傳統文化；利用農閑時間，普及法律法規、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不斷強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育及踐行，在幫助廣大老百姓樹立法治觀念、推動鄉風文明的同時，也讓農村環境整治、生態宜居地構建的理念深入基層，治理客體“可共生”狀態正客觀得到改善。

貴州“自下而上”先期探索的新時代農民（市民）講習所治理路徑，也順暢對接中央“自上而下”要求試點的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2018年7月，中央會議通過《關于建設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試點工作的指導意見》，決定在全國縣一級建設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旨在推動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更加深入人心。貴州入選全國50個試點縣（市）的赤水市、清鎮市、龍里縣，根據中央指導意見，通過積極開展志愿服務活動，加強改進農村基層宣傳思想文化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設，不斷打通宣傳群眾、教育群眾、關心群眾、服務群眾的“最后一公里”。同時，在嚴格貫徹中央意志完成“規定實踐”的同時，全省還延續新時代農民（市民）講習所的成熟治理經驗，呈現具有綠色扶貧治理特色的獨特路徑。

治理主體“可開源”方面，探索“內循環”與“外循環”的體制內外協同良善治理。如赤水市打造包括“產業致富幫扶員”等五個類別的“鄉風文明指導隊”，強化以黨員干部群體為代表的“內循環”治理主體所必須堅守的首要治理地位；同時，針對外地暫居赤水游客群體招募數百名人士加入文明旅游志愿服務，打造“外循環”治理隊伍以強化志愿服務“集團軍”的治理能力。

治理過程“可持續”和治理結果“可分享”方面，三個試點依托打造縣級實踐中心、鄉（鎮）實踐所、村級實踐站乃至村民組實踐點，特別立足群眾個性、共性需求，搭建治理過程“可持續”的兩條實踐閉環機制：其一，群眾“點單”——文明實踐中心（所、站）針對個性需求第一時間“派單”——相關領域志愿服務隊伍“接單”；其二，群眾“點單”——文明實踐中心（所、站）針對共性問題頂層設計綜合項目“派單”——引導多領域志愿服務隊伍協同“接單”。兩條運作機制殊途同歸，使治理結果“可分享”于更多群眾，并不斷強化治理效果：群眾獲取實惠并形成對黨組織的認可——群眾繼續“點單”甚至加入志愿服務行動。其中，已有很大部分貧困群眾的需求在得到精準治理而獲取“可分享”的治理結果基礎后，也自覺向治理主體轉變。

治理手段“可多元”和治理客體“可共生”方面，正結合大數據實現治理提升。如清鎮市開發“都來應”等手機APP，打造“新時代文明實踐云”，形成群眾需求內容、志愿服務隊伍供給內容的“大數據籃子”，發揮“大類自動匹配、分項具體對接”功能，打造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的線上“移動載體”，由此同步強化扶貧治理對象的真正精準。與此同時，三地均圍繞傳統節日，定期開展形式多樣、內容豐富、貼近群眾的農趣賽事，將政策宣講、文明理念等內容融入活動項目，以“建設美麗中國”等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引領鄉村振興戰略中的“生態宜居”，實現扶貧攻堅進程中的生態保護理念強化。

三、廣義綠色治理體系中的“大數據”路徑

貴州廣義綠色治理體系中的“大數據”路徑，主要呈現兩個層面較有特色的在地化探索。第一，“大數據”作為“可多元”治理手段的關鍵創新，助力生態環境領域的綠色治理；第二，依托適應“區域級差”要素，形成承載廣義綠色治理理念的“大數據”治理路徑。

首先，“大數據”與“大生態”的治理聯動，是貴州在生態環境領域較早進行的綠色治理探索。自“十二五”開始，貴州環保廳便開始編制實施全省生態環保大數據建設規劃，“環保云”“數字環保”“移動執法”“環評三級審批”“全省環境空氣質量自動監測聯網平臺”及“企業環境信用系統”等信息化項目相繼落地。依托大數據手段，貴州基本建成排污數據的實時、自動監控體系，監控污染源的工作效率大幅提升，監控系統還可根據相應排放標準按“預警”“報警”和“督辦”分類后向監管部門發送信息。相應地，貴州形成環境質量監測數據庫綜合管理系統平臺的省、市兩級互聯網系統，規范管理各類監測數據的錄入、審核、匯總到傳輸上報。

其次，貴州自2012年開始便運作移動執法系統建設，全面對接省內所有環境監察機構，形成省、市、縣三級部門聯動下的“移動執法—隨機抽查—公文管理—信息管理”的監管體系，特別類似大數據在交通管理部門的“數據鐵籠”運作，對環境執法數據也進行全省聯網。對空氣質量的污染防控而言，貴州運用遙感等前沿科技手段，打造在線監測三級聯網系統，對比大氣環境數據庫的專業、客觀指標，實時針對具體區位采集數據、分析數據、存儲并反饋結果，常態化發布城市空氣質量指數（AQI）等分析結果，形成專業機構和大眾的多元監督。當前，已形成全省9個中心城市例行24小時、48小時和72小時的空氣質量預警預報系統。而對于水體質量的污染防控而言，貴州針對全省兩大流域八大水系重要河流干（支）流等關鍵區位，已初步完成水環境在線監測三級聯網系統的打造。通過在線監測水體質量的實時數據，可第一時間應對較為嚴重的水污染突發性“黑天鵝”事件，并且做好有關潛在污染的“灰犀牛”水污染防范。伴隨貴州省后發趕超而來的是各種重大科學實驗的全面加速，為規避實驗室業務可能帶來的環境沖擊，貴州已成功打造環境實驗室信息管理系統（LIMS系統），形成實時監測、可溯源式污染監測。

結合大數據手段，貴州正在探索“環境監管智能化”，實現治理手段“可多元”，即通過引入大數據這一智能手段，降低治理過程成本，大幅提升治理效果，切實做到“事半功倍”；正在探索“環境信息共享化”“環境服務便民化”，實現治理主體“可開源”、治理結果“可分享”，把相關信息分享給大眾，展示環境治理的各項不斷進步成果，贏得大眾信任，同時與民眾形成良性互動，引導普通百姓提升保護環境的自然觀念，帶來環境治理的人人參與效應；正在探索“環境管理科學化”，實現治理過程“可持續”、治理客體“可共生”，以科學化的管理方式，保證環境治理能不斷推進，特別規避此前因手段不夠科學而形成的阻礙，通過科學治理手段最先從制度上確保相關主體“不敢污染”，再逐步建立“不想污染”的自覺觀念，確保發展進程中與大自然共榮共處。

上述綠色治理進程愈益深化，貴州省2018年大力推進生態環境大數據建設：出臺實施《貴州省生態環境數據資源管理辦法》，初步實現全省生態環境關聯數據資源整合匯聚；啟動建設生態環境大數據中心、環境質量數據庫、污染源自動監控管理、重點流域環境質量管理、環境應急決策指揮系統等重點應用管理平臺；加快完善生態環境監測體系；報批實施《貴州省生態環境監測網絡與機制建設方案》；基本完成全省環境監測站實驗室用房、基本儀器設備、環境應急監測能力等7大建設任務；在“八大水系”主要河流斷面建成數十個水質自動監測站，建成河流監測斷面和集中式飲用水源地自動監測數據聯網系統。目前，貴州正努力打造以大數據支撐大生態的綠色治理手段，爭取在2020年建成全省的生態環境大數據系統，打破橫向、縱向壁壘，實現各部門監測數據共享，第一時間防范環境風險。

貴州還在適應地緣“區域級差”要素中創新“大數據”綠色治理路徑。這里所說的地緣“區域級差”要素，是指作為欠發達地區的貴州需挖掘的后發優勢。美國區域經濟學家埃德加·M.胡佛（Edgar Malone Hoover）在構筑區域經濟學的理論體系時提出自然稟賦的差異性、經濟活動的不完全可分性、空間距離不可滅性三大基石，區域差異或者說不同區位省份及城市發展程度的差別便來源于自然稟賦的差異和空間距離的不可滅性，上述區域差異也便是“區域級差”。一般而言，自然條件較好、稀缺資源較多、生產要素分布較密集的地方往往能獲得級差優勢而率先發展，但作為后發省份的貴州同樣正在扭轉相對沿海發達地區的級差劣勢，利用時間差積極孵化“區域級差”要素轉劣為優。具體而言，貴州著眼借鑒經驗知識、規避轉型成本，創新“大數據”綠色治理路徑。

就經驗知識而言，貴州借鑒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經驗，吸取并規避相關教訓，實現綠色治理的“可持續”演進。就經驗的借鑒而言，通過學習“先發者”的成熟技術、生產設備以及相應的組織架構、發展規劃，結合本地特色承接發達地區的產業轉移，拓展“可多元”的治理手段。就教訓的吸取而言，避免一些“先發者”走過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跨越上述得不償失的“發展陷阱”，在著眼先進工業發展方式的同時，也特別注意新型科技領域的創新以及環境保護領域的政策落實，探索“大數據+生態農業”模式、“大數據+大旅游”模式、“數據鐵籠”監管模式，實現治理客體“可共生”、治理結果“可分享”。

就轉型成本而言，作為經濟欠發達地區的貴州背負的轉型包袱相對較弱，不易面臨發展上的“路徑依賴”困境。貴州的國有經濟總體規模占比不大，國企改革任務相對東北等老工業基地較為輕松，同時改變落后狀態的緊迫感又進一步推進全省改革創新的倒逼機制，形成著眼新興路徑創新發展方式、治理方式的主觀能動。正因此，貴州除具備提供發展“大數據”的適宜氣溫，在具體實踐中也無需擔憂對既有發展方式的“先破后立”，即不需要像其他發達省份需首先淘汰和更新此前一定程度落后的產業鏈，而是直接積極擁抱“大數據”治理方式，如近年來打造與大數據結合的新型工業化、新型城鎮化、農業現代化治理路徑，幫助治理主體更有效率整合社會資源，構建制度化、立體化、智能化的智慧治理模式，形成政府主導、民眾參與的多元共治局面。

四、廣義綠色治理體系中的“大生態”路徑

與“大數據”治理路徑相似，貴州廣義綠色治理體系中的“大生態”路徑，同樣呈現兩個層面較有特色的在地化探索。第一，主要基于治理主體“可開源”邏輯，著眼生態環境領域的綠色治理；第二，以“產業的生態化、生態的產業化”二元方式承載廣義綠色治理理念。

首先，貴州聚焦生態環境領域，探索較有代表性的綠色“水治理”路徑。從治理主體“可開源”的視角出發，貴州省探索“雙河長制”的多元治理主體運作模式，已一定程度得到學界關注，實踐層面值得繼續推進，可形成具有“貴州特色、全國借鑒”的綠色治理路徑。在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2016年印發《關于全面推行河長制的意見》以前，貴州便開始探索“民間河長制”，與環境保護相關的社會組織、老百姓都參與河流治理。很顯然，在以官方文件形式確立各級黨政負責人有關河流治理的責任機制的同時，政府授權相關有資質、有治理能力的社會組織等以“民間河長”身份，形成協調治理機制，開辟公眾參與河流治理的“雙河長制”創新路徑。雖然不只貴州在進行“雙河長制”綠色治理路徑的探索，但貴州的治理路徑呈現聯系智庫的專業性。貴州省探索治理路徑中的“民間河長”，主要由專家團隊擔任，且他們不僅涉及環境、化學等理工科領域，還涉及公共管理、政府治理等人文社科領域，智庫團隊豐富而專業。

以貴陽市為例，比較典型的社會組織——貴陽公眾環境教育中心，是貴陽市首家經民政部門登記注冊的民間環保組織，由貴州省政協委員、貴陽市政協常委、貴陽日報傳媒集團高級記者黃成德于2010年3月創建，著眼全省生態文明建設，整合人大、政協、行政、司法、新聞、非政府組織、公眾等現有法律賦予的七種監督主體，形成綠色治理主體的重要補充。貴陽公眾環境教育中心聘請在環境、地質、化工等領域的研究人員，組成專家庫且擔任民間河長，形成對水質情況、制度化水治理進程的精準專業把握。而專家型河長與其他省份探索路徑的不同在于，專業研究人員除完成共性的巡查、報告、聯絡、宣傳等常規工作，還依據自己專業所學向有關部門提出治理建議，實現智庫理論與實踐操作的可行結合。

民間河長制度的引入不僅形成政府河長制治理路徑的重要補充，而且通過拓展治理主體幫助政府實現治理目標多元化。而在協同治理進程中，非政府行為體與政府相關部門的合作，特別通過包括微信公眾號、手機APP等前沿媒體手段的宣傳效應，形成政府治理行為、政府簡政放權改革的社會認同。而就治理的績效評估而言，在政府引導之下，目前民間河長制的運作也參照政府考核標準加以規范，政府與社會合作機制中的治理主體多元化探索已形成長期有效態勢。

其次，在“產業的生態化、生態的產業化”二元治理方式中，貴州正探索的產業結構調整是“產業的生態化”有代表性路徑。在產業結構調整綠色取向謀求中，從治理視角考察生態農業發展，治理主體包含政府、企業、農民等的多元參與，治理客體是區域農業發展方式，生態農業的打造便是要實現農業發展方式的可持續、可共生、可分享。當下，貴州省九個市（州）圍繞農業生產結構調整，提升生態農業在產業結構中的占比，以產業結構調整的綠色取向探索綠色治理路徑，取得一定治理成效。

貴陽市堅持把綠色、生態農業發展作為農業生產結構調整的主要發展方向，2018年全年新認證的“三品一標”農產品達到161種，實現質的飛躍，為區域的農業可持續發展提供了支撐與動力；六盤水市打造的“彌你紅牌”獼猴桃等6種產品獲批國家質檢總局“生態原產地保護產品”稱號；遵義市加快綠色生態農業發展，不斷提升農業的標準化生產水平，擴大泥潭翠芽、遵義紅、蝦子辣椒等品牌的市場影響力；安順市依托省級農業園區和龍頭企業，主要在生態畜禽、茶葉、精品水果、食用菌等領域加快內部產業結構調整；畢節市著力農業產業化，特別通過增加經濟作物種植面積，調低玉米等糧食作物種植面積，提高全市農民收入以深化脫貧攻堅目標；銅仁市堅持以主導產業帶動農業產業發展，便利農民借助合作社參與治理，打造中藥材、食用菌、生態畜牧業等六大主導產業；黔西南州聚焦綠色農業和生態農業，為農業生產結構調整創造良好條件；黔東南州綜合運用區域良好生態環境條件，加快推進生態農業發展；黔南州優化生產要素組合，著力推進生態畜牧業發展，不斷擴大牧業的結構份額，積極發展綠色蔬果。

而就“生態的產業化”治理路徑而言，貴州正依托地緣環境生態資源衍生出的文化、旅游資源，在不影響生態環境的前提下，“將綠水青山真正轉變為金山銀山”，探索文化與旅游融合發展的綠色治理路徑。

從治理主體和治理客體上看，貴州在按照中央指示精神完成文化廳和旅發委的機構合并以前，便已開始探索文旅結合的部門間合作路徑。特別地，貴州探索的旅游產業發展大會模式，在政府引領下集中資源打造文化旅游知名景點，迅速帶動周邊百姓就業，在將生態資源產業化的過程中實現治理結果的實惠共享，形成與“大扶貧”的聯動治理路徑。

從治理過程上看，貴州著眼四個方面，保證文旅融合綠色治理路徑的可持續推進。其一，不斷提升本土文化自信，筑牢謀劃文化旅游發展的根本。發揮歷史文化底蘊厚重、陽明文化獨樹一幟、紅色文化經典傳承、民族文化特色彰顯、文物和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豐富多彩的特質，呈現綠水青山物質客體的精神文化吸引力。其二，不斷完善支持政策，推動文化旅游融合發展。已密集形成《關于建設多彩貴州民族特色文化強省的實施意見》《貴州省“十三五”現代服務業發展總體規劃》《貴州省“十三五”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發展規劃》《貴州省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發展規劃》等文件，及時從政策層面對文化旅游發展予以支撐。其三，不斷強化文旅融合發展思路。讓文化傳播依托于旅游，提升文化品牌和文化價值，擴大文化影響力、競爭力、生命力、吸引力；并對旅游注入文化，豐富旅游內容、擴大旅游空間、促進旅游轉型升級。其四，引領全省各級文化旅游通力合作。省委省政府引領各級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門加強工作溝通，信息共享，相互支持，形成文旅融合助推大文化、大旅游發展共識，形成合作推進文旅發展的緊密聯系機制。

五、結語

中國正在探索的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可形成“一帶一路”全球治理的國內經驗基礎。國家治理的現代化，不僅需結合“大數據”等前沿科技手段實現治理效能提升，也是在治理理念現代化的基礎上針對復雜問題實現系統性治理水平的深化。而針對“一帶一路”沿線大多發展中國家存在需要提升的國家治理理念和治理實踐，“一帶一路”全球治理路徑可基于國內探索的較成熟方案，為沿線分享治理智慧的中國方案。從綠色治理視角出發，承載治理主體“可開源”、治理過程“可持續”、治理手段“可多元”、治理客體“可共生”、治理結果“可分享”的廣義綠色治理理念體系，與“一帶一路”沿線多地同樣處于后發階段的貴州，以“大扶貧、大數據、大生態”三大戰略行動，成功實現后發趕超，并客觀構建彼此聯動的“三位一體”廣義綠色治理實踐體系。上述經驗可形成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的理念及實踐借鑒，在國內，不同地區均可運用綠色治理理念，結合自身資源稟賦打造特有的廣義綠色治理實踐體系；在國外，助力“一帶一路”與沿線國家實現綠色治理節點對接，落實“一帶一路”的“清潔美麗世界”承諾，助力沿線經濟實現后發趕超，塑造生態文明建設的“人類命運共同體”。